珠宝，自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浓烈的个人印记。设计、风格、宝石、材质、意义，人们将美好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镌刻进每一件珠宝作品之中，让想象化为具象、令情感难以磨灭、将记忆刻进传承。
一个多世纪以来，卡地亚用真情实感和精妙技艺走进一段又一段传奇故事之中，见证并成为其中的记忆。正如卡地亚特别定制的意义——用自己的艺术美学使他人梦想成真。每件特别定制的作品背后都有一段传奇故事，每段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载于史册名字，而每个名字的背后则是卡地亚的奇思妙想与鲜活故事的碰撞交织，最终汇成一首首读不完的风格诗歌。
诗人拜伦写道，“爱情，是女人的生命”。这句著名的诗句完美映照了温莎公爵夫人的一生，她甚至也在回忆录的最后引用了这句话。温莎公爵夫人（Duchess of Windsor）本名贝西·沃利斯·沃菲尔德（Bessie Wallis Warfield），在第二次婚姻期间的伦敦生活中，她就以优雅与自信的品位折服了伦敦上流社交圈。在1931年的一次活动中，她邂逅了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爱德华。在这段备受争议的爱情面前，当时的爱德华亲王毫不退让，坚决拥护自己的爱情。
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同时保持隐秘，选择了一件看似简约但饱含深意的珠宝——由卡地亚于1934年创作的铂金小巧十字架。在此后的十年中，他又赠予了她八个铂金十字架，这九个铂金十字架组成一条手链，分别由海蓝宝石、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紫水晶和长方形切割钻石铺镶而成，每一枚都刻有日期和私密寄语，以纪念一个个重要的事件。
从相识伊始，用珠宝镌刻深情告白并以之传情，就是公爵夫妇互述爱意的方式。从1934年的第一枚铂金十字架上开始，分别代表他们各自姓名首字母的W和E就经常出现，两者合起来组成 “WE”一词。这个意味深长的符号也出现在1935年的一枚卡地亚胸针上，W由蓝宝石组成，E由红宝石组成。
翌年，为了与心上人结婚，威尔士亲王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成为了温莎公爵。“现在，我们终于自由了……”（We are ours now...），这句意味反叛与执着的宣言，永远地留在了公爵夫人那枚主石为重19.77克拉的铂金镶祖母绿订婚戒指上。二十年后，为庆祝结婚纪念日，温莎公爵赠送了另一枚同样出自卡地亚的心形钻石扣针：扣针上镶着由祖母绿组成的“WE”，伴随着一个黄金皇冠和由红宝石组成的罗马数字“XX”（二十）。
婚后，温莎公爵夫人的卡地亚珠宝在众多社交活动上一次次地引起轰动，一张1940年拍摄、也是两人最初官方照之一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见证。照片中，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在百慕大的花园里并肩而行，她的外套领口上有一枚卡地亚火烈鸟胸针，羽毛上由蓝宝石、祖母绿和红宝石组成，很好地彰显了她独特的个性与优雅的风格。
这样的风格在公爵于1947年委托巴黎卡地亚订制的一条的项链上；由这对夫妇提供的紫水晶和绿松石为主体材质，整体造型让人不禁联想到东方特色的帷幔风格，因此被命名为“围兜”项链。有意思的是，公爵亲自参与了项链的创作过程，并向设计师提出建议。
18K和20K扭索金，铂金，明亮式和长阶梯式切割钻石，1颗心形刻面紫水晶杏彩体育，杏彩体育平台登录官网27颗祖母绿是切割紫水晶，1颗椭圆形切割紫水晶，凸圆形绿松石
温莎公爵夫妇与卡地亚的渊源不仅如此，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这对夫妇与时任卡地亚创意总监贞·杜桑（Jeanne Toussaint）的长久友谊。这位人称“猎豹女士”的传奇女子，为温莎公爵夫人创作了众多超越时代的作品。1948年，在贞·杜桑的指导下，卡地亚为温莎公爵夫人定制了一枚以黄金为主体、点缀以黑色珐琅斑点的猎豹搭配祖母绿的胸针。这是卡地亚历史上第一只立体形态的猎豹，标志着其作为卡地亚珠宝标志性主题之一的诞生。随后一年，杜桑又设计了一枚蹲踞在重达152.35克拉的凸圆形克什米尔蓝宝石上的钻石猎豹胸针，独特的魅力与野性的力量再次俘获了公爵夫妇，并多次成为公爵夫人在诸多重要场合出席时的装扮。
公爵夫人随后又购买了其他卡地亚猎豹珠宝，包括1952年的一只伸展着身体的猎豹手镯等，从而掀起了社会名流的猎豹风潮。
温莎公爵夫人的珠宝收藏冠绝于世，它们不仅是公爵夫妇惊世爱情的见证和纪念，更被媒体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珠宝收藏”，在珠宝史留下色彩浓重的一笔。
美国女富豪芭芭拉·赫顿（Barbara Hutton）的一生跌宕起伏，她的惊人财富、多次婚姻、时尚品味乃至珠宝的钟情都广为后世流传。出身豪门，祖父是美国著名连锁零售店的创始人，赫顿在她成年之时就继承了大量财产，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作为纽约上流社会的名媛之一，赫顿自幼便培养了优雅的品位与独到的眼光，这让她在社交舞会中游刃有余。很快她邂逅了一位格鲁吉亚王子，当王子向赫顿求婚时，他手里拿着的就是卡地亚的珠宝盒。
1933年婚礼之际，赫顿的父亲送给她一条由53颗天然珍珠组成的卡地亚项链，当时的报纸将这条华美的项链描述为 “有史以来售出的最罕见的珍珠项链之一”。在这次婚礼上，新娘还被获赠了一串由二十七颗尺寸罕见、成色上乘的翡翠玉珠组成的项链，这些翡翠玉珠推测是来自十八世纪的一块原石上切割而成的。受到赫顿的委托，卡地亚先是将这条翡翠珠串项链添加了一个装饰着榄尖形切割钻石的搭扣，随后于1934年创作了一款采用了几何设计的全新项链，镶嵌的红宝石与绿色翡翠形成鲜明对比。同年，赫顿向卡地亚订购了一枚相同风格的戒指，以与项链配套。2014年，卡地亚典藏成功购回这条项链，成为见证时代风格一件极为重要的藏品。
虽然赫顿热衷于旷世无双的宝石，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她对卡地亚的动物造型珠宝同样抱有高昂的兴致。她更倾心于老虎的魅惑迷人，卡地亚巴黎工坊于1957年创作的一枚胸针和1961年订制的一对坠饰耳环就是最佳佐证，现均珍藏于卡地亚典藏中。
金，单式切割和明亮式切割钻石，钻石颜色从浓彩到白色，榄尖形祖母绿（虎眼），异形缟玛瑙（虎纹）
跌宕起伏的人生，让人惊叹的珠宝收藏，都是造就霍顿独特品味与气质的一部分，让她的风雅至今依然流传于世。
黛西·法罗斯（Daisy Fellowes）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且社会地位崇高的家族，她的父亲是法国路易十八首席部长的后人，母亲是缝纫机生产大鳄的女儿，而她的第二任丈夫（Reginald Ailwyn Fellowes）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亲戚。作为活跃于社交界的名媛，她以无懈可击的品味著称，被誉为“那个时代最优雅的淑女”。作为摩登与高雅的典范，她喜欢以华丽服装搭配卡地亚的珠宝，别树一帜的风格引领了当时的时尚潮流。黛西·法罗斯与温莎公爵夫人既是友人，又是潮流上的竞争者（前者的猎豹胸针引得法罗斯随即也向卡地亚订购了类似款）。风格果敢的时装设计师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也是受其影响至深的好友之一。
冲破桎梏的咆哮二零（Roaring Twenties）给欧美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潮女性纷纷剪起了贴耳的短发，而黛西·法罗斯正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1927年《VOGUE》杂志上关于巴黎女人新发型的一幅照片记录下她最早引起时尚界关注的一刻：由著名发型师打造的、前额与耳后均由卷发覆盖的短发，亮片长西装套在经典上装外，展现着当时不受拘束的中性风尚。在棉麻面料仅限于白天装扮的年代，她偏偏将之作为晚装的选择，而每个女人在帽饰上争奇斗艳的日她则不佩戴任何帽子出现，在花卉长裙拥簇的下午茶会上她身着豹纹睡衣现身……大胆自我的个性在那个年代彰显出独一无二的魅力。
同时，她也是一位走在时代前端的职业女性，撰写并出版了多部爱情小说。然而，法罗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在时尚界的影响力，像《时尚芭莎》杂志就曾在1933年到1935年期间邀请她担任巴黎通讯记者。正如她的挚友摄影师塞西尔·比顿所描述的，她开创了一种“细致考究的简约”风格。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中，流转于纽约、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咖啡公社（Café Society）这一以贵族、社会名流、富人阶层和艺术家为核心成员的上层阶级社交团体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黛西·法罗斯是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其他成员还包括了温莎公爵夫妇、芭芭拉·赫顿（Barbara Hutton）、莫娜·俾斯麦（Mona Bismarck）等众多卡地亚客户。
在咖啡公社的社交活动中，作为重要的社交活动，在舞会展示个性的时髦服饰与亮眼珠宝自然必不可少。在1951年威尼斯由欧洲富翁唐·卡洛斯（Don Carlos de Beistegui）举办的“世纪舞会”上，黛西·法罗斯佩戴着尔后成为卡地亚最富盛名作品之一的水果锦囊（Tutti Frutti）项链亮相。这条创作于1936年的项链，是卡地亚使用黛西·法罗斯私人珍藏的三件珠宝上的宝石构成，以印度传统典礼项链的风格打造：主体以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组成，灵活的铰接式铂金镶嵌结构，让项链的中央部分可拆下作为胸针佩戴。1963年，她的长女卡斯特加伯爵夫人（Countess of Castéja）委托卡地亚将项链改为短颈链。这一超越时代的珠宝杰作，经由时间的历练依旧保有别致的美感。
卡地亚的动物主题珠宝也备受黛西·法罗斯的钟爱。1961年她购入的一条采用嵌合式设计的奇美拉（Chimera，传说中的神兽）珊瑚手链就是最好的佐证。她也十分青睐卡地亚经典的豹纹珠宝，1930年和1931年订制的一条项链和两枚手镯上均以猎豹皮毛纹打造。
黛西·法罗斯与1933年起担任卡地亚创意总监的贞·杜桑女士的品位也非常契合，特别体现在珠宝的立体造型、黄金工艺和宝石色彩混搭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一条美轮美奂的黄金编织项链，上面装饰着42颗多刻面紫水晶圆珠和凸圆形切割绿松石。她在1949年购买的两枚金戒指也体现了这种混合主义，戒指上分别饰以大量蓝宝石和红宝石圆珠。
超越时代的品位、优雅绝世的风范，法国名媛黛西·法罗斯无数的华丽瞬间永久铭刻于时尚史，更为卡地亚的风格带来了绝佳的诠释。
墨西哥女演员玛丽亚·菲利克斯（María Félix）以其强烈个性和迷人魅力而闻名于世。1942至1971年间，她在墨西哥和欧洲各地出演了40多部电影，被誉为“墨西哥电影史上最美丽面孔”。她张扬不羁的风格，在卡地亚订制珠宝中尽显无遗，尤其以爬行动物为主题的作品，堪称其名副其实的个性宣言。
作为墨西哥20世纪40年代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玛丽亚·菲利克斯的一生都以张扬不羁的风格而著称。日常装扮中菲利克斯喜欢将其家乡的风格融入到高级定制时装中，一顶装饰有头巾的草帽、系在颈间的印花围巾和飘逸大裙摆的白色露肩长裙，与其叠带手臂、腕间的珠宝，一并打造出浓郁的风情。她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包括莱昂诺拉·卡灵顿（Leonora Carrington）、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为其画像。她每年有一部分时间居住在巴黎一个装饰成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公寓，在这里，玛丽亚·菲利克斯收藏了大量的珍贵器物，其中还有引人注目的卡地亚珠宝。
1968年为这位女演员定制的蛇形项链，是卡地亚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铰接式金属结构让“蛇身”自由蜿蜒，让项链更贴服颈脖的曲线颗钻石在铂金、黄金的烘托下散发出璀璨光芒，生动地勾勒出鳞片的形态，“蛇腹”则以红、绿和黑色珐琅巧妙点缀。同年，玛丽亚订购了一对同样采用蛇身造型的耳环，基于耳环自身的重量，以至于她将其佩戴在耳廓上。
铂金，白金，黄金，2473颗明亮式-长阶梯形切割钻石，总重178.21克拉杏彩体育，蛇眼为2颗梨形切割钻石，蛇腹为红、绿和黑色珐琅
1975年，对爬行动物的热爱促使她订制了另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珠宝，其见证了卡地亚精湛技艺和抢眼设计的完美结合。据说玛利亚带着一条活的小鳄鱼来到卡地亚工坊，以便设计师们传神地再现鳄鱼的神态。最终卡地亚设计了一条两只鳄鱼相互交叠的项链，两部分可以合在一起作项链，也可以单独作为胸针，甚至作为装饰品陈列。栩栩如生的鳄鱼造型上，分别镶嵌了1,023颗黄钻和1,060颗祖母绿。鲜活的姿态下所散发的生命力，极佳地向自然主义传统进行致敬。菲利克斯在1981年一次公开场合中，再次与宽檐草帽、流苏长裙搭配，让这件华丽得近乎艺术品的创作焕发出独一无二的风采。
这位墨西哥女演员定制的珠宝作品皆以出类拔萃的表现力让人津津乐道，如手环般叠戴的奇美拉和猎豹手镯，均彰显出玛丽亚·菲利克斯率性不羁的魅力。
黄蕙兰为素有“爪哇糖王”之称的印尼华侨首富之女。甫一成年，她便步入伦敦社交界，与名媛绅士相交往还。她姿容妍丽，体态窈窕，深谙欧洲社交礼节，熟练掌握英、法、汉语及爪哇语，对欧洲时尚品牌如数家珍。她拥有同时代女性难以企及的财务与行动自由，充分享受到欧洲工业以来，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观念进步带给女性的自由与舒适。
1920年，黄蕙兰与有“第一外交家”称号的顾维钧结为伉俪，顾维钧先后任中国驻法国、英国大使。黄蕙兰得以在欧洲社交界充分展现她从容应答、反应机敏、举止优雅的不凡风度。她在觐见欧洲皇室时，特意穿着中式袍裙，尽显东方淑女端庄娴雅、淑慎柔静的美好风韵。
黄蕙兰极富个性的穿着，总是与成套的珠宝相得益彰。西方媒体深为这位东方女性的美丽和智慧所倾倒，将她列为时尚偶像。著名摄影师霍斯特 P. 霍斯特（Horst P. Horst）为黄蕙兰拍摄了美国版《VOGUE》杂志照片，成为完美演绎1940年代中式旗袍搭配翡翠珠宝的历史经典。霍斯特将黄蕙兰称为“具有世界精神的中国公民，一位真正国际化的优雅女性”。
在自传中，她每每不忘、反复提及曾拥有过的每一件卡地亚作品：卡地亚首饰盒、粉盒和鼻烟壶，是其少女时代伦敦最流行，并令她深爱的社交礼品；在举行婚礼之际，顾维钧自岳母处收到的结婚礼物，包括一副卡地亚的珍珠领扣；在1921年阿斯脱勋爵举办的社交酒会，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白金汉宫举行的首次宫廷舞会时，黄蕙兰皆身着沃斯（worth）礼服裙，佩戴卡地亚钻石冠冕。
在移居北京后，她为北京的古老文化深深着迷，并在裕德龄格格的指引下，开始收藏出自清宫的翡翠。1931年，黄蕙兰在上海的一场酒会上主动向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提出赌额为一千美金的斗石赌局。二人当时皆藏有出自清宫的翡翠珍品，遂约定择期一较高下。后来，为黄蕙兰赢得这场赌局的，是一枚由核桃大小、纯净无暇的翡翠雕刻的青椒，来自北京最有名的珠宝店之一德源兴。掌柜铁宝亭号称“翡翠大王铁百万”，他将这块出自清宫的青椒翡翠以极其高昂的价格卖给了黄蕙兰。
黄蕙兰在获得翡翠青椒后，曾委托路易·卡地亚为这件旷世奇珍制作钻石佩链；路易·卡地亚在对其进行品鉴时曾深表赞叹，并摒绝一切旁人在场，以防意外。最后，这枚吊坠被卡地亚配以总重达到25克拉的钻石项链，成为黄蕙兰毕生挚爱珍藏。
▲ 著名摄影师霍斯特 P. 霍斯特（Horst P. Horst）为黄蕙兰拍摄了美国版《VOGUE》杂志照片,1943
